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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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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野史文献看明清易代，比正史更加真切翔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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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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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传信录》是作者搜集见闻及有关著述，于清顺治十年撰成的。全书十篇，按时间顺序叙述甲申事变始末，各篇按日排比史事，间亦附有史论，是研究明末农民战争的重要史籍。《弘光实录钞》与《永历纪事》载南明弘光、永历二朝事，前者出黄宗羲之手而署名古藏室史臣，后者为丁大任著。《四王合传》不知何人所作，是吴三桂、耿仲明、尚可喜、孔有德四人合传，记诸人降清经过与后来三藩之变始末。《孙恺阳先生殉城论》为蔡鼎所作，为篇幅短小之史论。书中所收录的五种文献篇幅不一，体裁、角度亦不相同，唯内容皆为明清鼎革之际的史实与人物，对于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南明史与明清鼎革之际的相关问题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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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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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士馨，字稚拙，又字稚农，浙江平湖人，崇祯十五年（1642）贡生，甲申三月李自成攻克北京时在京。晚年浪游河朔，尽交当地豪杰，曾射虎于庆阳。有劝之仕清者，不应，遂还故乡，穷老以终。生平工古文词，兼精书画，学究经史，特精于《周礼》，著述甚多，诗文结集为《赓笳集》。古藏室史臣，即黄宗羲，字太冲，一字德冰，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梨洲山人、蓝水渔人、鱼澄洞主、双瀑院长、古藏室史臣等，学者称梨洲先生，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生平著述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葬制或问》《破邪论》《思旧录》《易学象数论》《明文海》《行朝录》《今水经》《大统历推法》《四明山志》等。丁大任，字三余，明诸生，入清后曾为偏沅巡抚袁廓宇幕僚，因久在湖南，故熟知南明事迹。蔡鼎15881655），字可挹，号无能，明末清初福建晋江人。天启中，孙承宗督师蓟辽，聘蔡鼎入其幕，后以疏劾魏忠贤之奸遭危，弃职遁去。明亡后，隐居厦门，日与纪许国等游虎溪、仙洞诸胜景。南明永历九年（1655，清顺治十二年）秋，自知死期，洁身而卒。著有《易蔡集解》《万远堂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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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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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传信录 ［明］钱士馨（001）
弘光实录钞 ［明］黄宗羲（153）
四王合传［清］无名氏（277）
永历纪事［清］丁大任（309）
孙恺阳先生殉城论 ［明］蔡鼎（315）
前言1925年12月10日、12日、25日，鲁迅在北京的《国民新报副刊》上分三次发表了《这个与那个》（后收入《华盖集》），在第一节《读经与读史》中，鲁迅说：
我以为伏案还未功深的朋友，现在正不必埋头来哼线装书。倘其咿唔日久，对于旧书有些上瘾了，那么，倒不如去读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须是野史；或者看杂说。
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
1935年2月，鲁迅在《文学》月刊第四卷第二号上又发表了《病后杂谈》（发表时被删去第二、三、四节，后全文收入《且介亭杂文》），文末也提到野史：
我想在这里趁便拜托我的相识的朋友，将来我死掉之后，即使在中国还有追悼的可能，也千万不要给我开追悼会或者出什么记念册。
现在的意见，我以为倘有购买那些纸墨白布的闲钱，还不如选几部明人、清人或今人的野史或笔记来印印，倒是于大家很有益处的。1925年12月10日、12日、25日，鲁迅在北京的《国民新报副刊》上分三次发表了《这个与那个》（后收入《华盖集》），在第一节《读经与读史》中，鲁迅说：
我以为伏案还未功深的朋友，现在正不必埋头来哼线装书。倘其咿唔日久，对于旧书有些上瘾了，那么，倒不如去读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须是野史；或者看杂说。
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
1935年2月，鲁迅在《文学》月刊第四卷第二号上又发表了《病后杂谈》（发表时被删去第二、三、四节，后全文收入《且介亭杂文》），文末也提到野史：
我想在这里趁便拜托我的相识的朋友，将来我死掉之后，即使在中国还有追悼的可能，也千万不要给我开追悼会或者出什么记念册。
现在的意见，我以为倘有购买那些纸墨白布的闲钱，还不如选几部明人、清人或今人的野史或笔记来印印，倒是于大家很有益处的。
鲁迅一向看重野史、笔记之类非官书的史籍，盖因官修正史常是里面也不敢说什么的，而通过野史的记载，却往往能提供官书有意无意漏略不言的细节，也就是前引文中所说的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而明清两代的野史记述了大量官书所不载的人物和事迹，其中还有不少是时人亲见、亲闻，乃至亲历的，其重要性不言可知。这些史料早已为学界所利用，但对大众读者来说，往往还是陌生的。编纂出版《明清野史丛书》，想来还是于大家很有益处的。
当然，作为史料，野史杂说也有其不足之处。鲁迅说它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这在明末清初的一些史料中尤其明显。例如，《蜀碧》等书将明末清初四川人民遭遇的兵燹之灾一概归罪于张献忠，《汴围湿襟录》将决河淹没开封的责任推在李自成头上，《三湘从事录》作者蒙正发粉饰自己和恩主章旷、李元胤的所作所为，敌视由大顺军余部改编而成的忠贞营等，经过现当代学者的研究，都证明是不可靠的。由于本系列主要面向大众读者，我们不可能对书中记载一一进行核实和考辩，只能提请读者注意：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明清时期的野史，成书之后多通过抄录流传，不但鲁鱼亥豕在所难免，即残损佚亡，也不在少数。我们在编辑本丛书的过程中，尽量依据不同版本进行校勘，纠正了书中一些错字，特别是错误的人名、地名。但是，有一些人物在不同历史记载中的名字、行迹甚至最终下落都有不同，无法强求一致。如南明武将陈邦傅，一些史料写作陈邦传，由于没有第一手史料可供确认，在编辑本系列所收野史时，也只能各从其原书写法。至于明显由于避讳改写的字，如改丘为邱、易胤为允、书弘为宏，则径自回改，以存历史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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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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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2月10日、12日、25日，鲁迅在北京的《国民新报副刊》上分三次发表了《这个与那个》（后收入《华盖集》），在第一节《读经与读史》中，鲁迅说：
我以为伏案还未功深的朋友，现在正不必埋头来哼线装书。倘其咿唔日久，对于旧书有些上瘾了，那么，倒不如去读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须是野史；或者看杂说。
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
1935年2月，鲁迅在《文学》月刊第四卷第二号上又发表了《病后杂谈》（发表时被删去第二、三、四节，后全文收入《且介亭杂文》），文末也提到野史：
我想在这里趁便拜托我的相识的朋友，将来我死掉之后，即使在中国还有追悼的可能，也千万不要给我开追悼会或者出什么记念册。
现在的意见，我以为倘有购买那些纸墨白布的闲钱，还不如选几部明人、清人或今人的野史或笔记来印印，倒是于大家很有益处的。
鲁迅一向看重野史、笔记之类非官书的史籍，盖因官修正史常是里面也不敢说什么的，而通过野史的记载，却往往能提供官书有意无意漏略不言的细节，也就是前引文中所说的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而明清两代的野史记述了大量官书所不载的人物和事迹，其中还有不少是时人亲见、亲闻，乃至亲历的，其重要性不言可知。这些史料早已为学界所利用，但对大众读者来说，往往还是陌生的。编纂出版《明清野史丛书》，想来还是于大家很有益处的。
当然，作为史料，野史杂说也有其不足之处。鲁迅说它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这在明末清初的一些史料中尤其明显。例如，《蜀碧》等书将明末清初四川人民遭遇的兵燹之灾一概归罪于张献忠，《汴围湿襟录》将决河淹没开封的责任推在李自成头上，《三湘从事录》作者蒙正发粉饰自己和恩主章旷、李元胤的所作所为，敌视由大顺军余部改编而成的忠贞营等，经过现当代学者的研究，都证明是不可靠的。由于本系列主要面向大众读者，我们不可能对书中记载一一进行核实和考辩，只能提请读者注意：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明清时期的野史，成书之后多通过抄录流传，不但鲁鱼亥豕在所难免，即残损佚亡，也不在少数。我们在编辑本丛书的过程中，尽量依据不同版本进行校勘，纠正了书中一些错字，特别是错误的人名、地名。但是，有一些人物在不同历史记载中的名字、行迹甚至最终下落都有不同，无法强求一致。如南明武将陈邦傅，一些史料写作陈邦传，由于没有第一手史料可供确认，在编辑本系列所收野史时，也只能各从其原书写法。至于明显由于避讳改写的字，如改丘为邱、易胤为允、书弘为宏，则径自回改，以存历史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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