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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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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律令法系研究续编》上篇聚焦“出土法律文献的性质”的命题，先进行资料审查；下篇围绕“汉代体系、律学新研”展开，尝试对汉律体系等问题进行解答。先入为主地去否定文献记载的真实性，一如据出土文献去否定传世文献一样，均不可取。一旦预设了疑或信的前提，思路也将由开放走向封闭，要在疑与信之外探寻路径。面对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的记载差异，简单地是此非彼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合理解释差异及其成因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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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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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忠炜，1977年生，河南新密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研究领域为秦汉史。代表作《秦汉律令法系研究初编》，代表论文有《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藏秦汉碑拓初探》《关西大学内藤文库藏〈汉律辑存〉校订》《里耶秦简9-2289的反印文及相关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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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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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在疑与信之外探寻
上篇 出土法律文献的性质
章 墓葬出土律令文献的性质及其他
节 “镇墓说”与“明器说”
第二节 “明器说”辨析
第三节 再论“镇墓说”
余论
第二章 秦汉时代司法文书的虚与实
节 司法文书的虚与实
第二节 司法审判中的职能分工
第三节 论“深文巧诋”
小结
第三章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的性质：以所谓的“春秋案例”为中心
节 “春秋案例”说质疑
第二节 案例素材的来源考察
第三节 《奏谳书》性质的再认识
小结
下篇 汉律体系、律学新研
第四章 汉律体系新论
节 传世文献所见的汉律体系
第二节 研究回顾及问题所在
第三节 益阳兔子山遗址7号井（J7）所出汉律律名木牍
第四节 狱律与旁律
第五节 通往九章律之路
第六节 秩律与诸侯秩律
小结
第五章 新见汉律律名疏证
第六章 汉代律学缀论
节 由篇、章、卷之辨析论汉律令之规模
第二节 汉律令简的目录
第三节 由《七略别录》论汉代律学
小结
结语
附篇
古人堤律章题木牍补释
读《汉书·艺文志》札记三题
一、 史书附于“春秋家”
二、 律令不载于汉《志》
三、 《公羊董仲舒治狱》的形式及其他
追寻实事求是之道：读大庭修《秦汉法制史研究》
一、 新译《秦汉法制史研究》的基本情况
二、 以功次升迁的制度
三、 作为方法论的古文书学
四、 追寻实事求是之道
参考文献
各篇章初刊信息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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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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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梁任公首倡史学革命至今，新史学已走过120年的历程。120年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如昙花一现，但也正是在这120年中，中国史学研究真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若新史学或现代史学的宗旨在于“追忆往事”的话，那么，后现代史学所主张的则是“往事不可追忆”；与之同时，“史料至上”且原始史料高于二手资料的基本原则，被质疑乃至彻底摈弃，“史料非为记忆之用，以复古为志，相反的史料仅是建构‘论述’的素材”。渊壤之判，可见一斑。受后现代史学观念之裹挟，文史研究领域自是概莫能外。某海外研究者在讲座中直言，诸位所了解的先秦秦汉史，不可信，均出自司马迁的主观建构；或有关注《晋书》 的研究者，亦言唐人所修《晋书》不可信，无他，官修前代正史本来就不可信，不过是历史书写的产物而已。种种论断无不彰显出后现代主义哲学思考的重要特色——怀疑。
这与20世纪初勃兴的“疑古思潮”未必有关，教人怀疑却是如出一辙。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历史学方面却是真正开创了一个时代，代表了新思潮。就“疑古”而言，因为出土文献的不断增加，在上世纪末出现扭转态势，“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正式提出。“无罪推定”的原则被奉为圭臬，“信”成为古史重建中的默认态度。古史传说时代，因为考古发现的日渐增多，尽管没有文字材料的证据，也由传说而渐变成“信史”。在此过程中，古籍辨伪时所造成的“冤假错案”，被一一平反，对古书如何生成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问题的另一面在于，古史辨派对于古史传说与上古史研究的基本看法，也可以被漠视乃至否定，尽管没有什么坚实的证据支持：
但是迄今为止，却仍然还没有任何可靠资料可以证实尧舜传说的出现先于禹的传说；尧舜同禹发生联系、禹成为尧舜帝廷之臣，跟古老的天帝命禹平治水土的传说不相容，故当为晚起之说的看法，大概并无可疑之处。可惜的是，据豳公盨等反对顾颉刚先生观点的学者，对这个从古文献当中被揭示得非常清楚的“人化”过程却都没有能够作出有力的反驳。（郭永秉《这是一个根本的态度问题——〈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导读》）
如此一来，“无罪推定”的原则，预设“信”的立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由此建构的“信史”，尽管以考古新发现为“包装”，到底又会有多少可信呢？而且，以考古发现去附会古史传说，将可能存在的若干解释化约为一种，研究思路也将从开放走向封闭，得失立见。
预设了疑或信的前提，就预设了问题及指向，思路自然会受到影响。那么，在疑与信之外，有没有可能去探寻新的研究路径呢？
笔者不敏，愿意尝试，这本小书就是尝试的初步结果。小书由三部分构成：上篇以“出土法律文献的性质”为主题，下篇以“汉律体系、律学新研”为主题，上下篇及各章之间又存在或明或暗的关联；附篇部分存读书笔记三篇，与律令主题相关而收录其中。现将上下篇主旨简要叙述如下，以便读者明了本书的撰述思路。
传世文献的记载是较为有限的，依据辑佚而重新建构起框架，是前辈学者研究秦汉律令的重要成就之一。出土文献的日渐增多，为重新审视既有研究成果提供了契机。不仅如此，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记载的差异，也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如何解释差异及其成因成为不得不面对的新问题。
面对新旧问题，且要尝试解答，进行资料审查是步，这也是新史学兴起以来普遍遵循的原则，尽管现在备受后现代史学的严厉指责。相较于传世文献的审查而言，学界对出土文献的史料批判，明显薄弱。无他，关注点仅限于文字记载时，其他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以律令为随葬品，是出于何种考虑？难道仅仅是身份标识？随葬的法律文献，是如何制成的呢？是现实中所用物品的空间转移，还是服务于丧葬的重新制作／明器？若是后者，又是如何制作的呢？出土文献较少受后人的改动，是否就不言自明地可信不疑？我以为这些都是利用丧葬简牍展开秦汉律令研究之前要思考的问题。
“墓葬出土律令文献的性质及其他”一章，试图对秦末汉初以律令为随葬品的这一考古现象进行解读。解读以“镇墓说”与“明器说”的辨析为切入点，探析随葬品作为“文化符号的器物的功能”，在结合楚地强烈的敬鬼重神风气之同时，注意考察随葬律令在埋藏空间的位置，进一步肯定冨谷至所揭橥的“镇墓说”，凸显律令作为随葬品可能具有的宗教意义。紧接着考察的是资料如何形成的现实背景，亦即“秦汉时代司法文书的虚与实”一章的主题所在：不论是起事的下僚，还是决断的上官，均可能在无意或有意中影响到文书记录的真实性；贪赃枉法之外，为了追求破案，为了累积功劳，会以刑讯等为手段来还原“真相”，也会以文书“修辞”来记录“真相”，文字记录极可能会与“真相”背道而驰。 出土文献与生俱来地就可能带有局限性，但不能据此彻底否定之，该怎样发掘它的史料价值呢？“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的性质”一章，以《奏谳书》所见“春秋案例”为例，尝试进行解答：不能因为案例中出现了春秋时代的托名，就把它们当作春秋时代的可信记载来看待；通过对钱币制度、律令条文及司法程序等方面的分析，认为它们并不是曾经存在或真实发生过的“案例”，形成年代要远远滞后于所托名人物的时代，可能与秦汉时代的律令学有密切关系，对学律令者而言具有教育、借鉴意义。
以上三章构成本书上篇，从不同角度考察“出土法律文献的性质”这一主题，也可以视为出土法律文献资料研究的阶段目标，亦即资料审查。
新史学运动兴起前，对于古书的记载，人们多信而不疑。疑古思潮兴起后，学界对古籍记载也由信转疑。在此过程中，持“信古”态度者，笃信文献记载而无视出土文献；持“怀疑”态度，依据出土文献而遽然否定传世记载者，对立尤为明显。前者不愿面对新资料对成说的挑战，后者不能圆满解释文献记载之成因，信与疑均有所失。就后者而言，破旧易，立新难；新不立，所破者亦难取信于人。如何弥合传世与出土文献记载的差异，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走出一条新路，有待努力。
“汉律体系新论”一章，就海内外学界聚讼纷纭的汉律体系问题展开论述。先是系统梳理相关秦汉律令研究的学术历程，从而凸显益阳兔子山遗址汉律律名木牍所具有的独特价值：首次清晰地揭示出汉律体系内部存在狱律、旁律两分的结构特征，且以是否具备刑罚性为区分标准，具备刑罚性的多被视为狱律，旁律则包含行政性、制度性（含军法类）、礼制性律篇。如此构造在西汉初就已存在，考虑到汉承秦制的问题，极可能是因袭秦制之产物。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九章律的形成问题：九章诸篇在汉初均已存在，且多数又是承袭秦律而来，九章律的诞生与汉代律学关系密切，是二次或多次筛选并固定篇目的结果；九章律内部的罪名之制与事律的区分，极可能也是因袭自汉初以来的狱律与旁律之分，或者说是狱律与旁律之分的某种反映。“新见汉律律名疏证”一章，就首次出现或有待解说的汉律律名进行简单疏证，或侧重研究现状及今后应关注的问题，或结合文献记载揣测律篇可能包含的内容，对“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之可能含义提出新的解读，解答汉律究竟出自何人之手的根本问题。“汉代律学缀论”一章，或是辨析文献中关于篇、章的记载，重新审视汉律令的体积问题，或是就汉律令目录简发表看法，由汉律令的外在特征而把握汉代律学的可能演进方向，为理解魏晋时期律令体系变革提供了一种不同于既往的认知思路。
以上三章构成本书下篇，围绕“汉代体系、律学新研”的主题展开，是出土法律文献资料研究的第二阶段目标，亦即，尝试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进行有机结合，重新解读各类文献记载，探寻彼此差异之可能由来。
结语部分，着重提及方法论的问题。魏晋时代对古代律令沿革的相关叙述当属晚出，但并不是没有证据依托的，只不过这些记载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亡佚。将不见等同于不存在，从而“探赜索隐”，从方法论的层面看，是存在严重问题的；以此为著书立说之利器，可以所向披靡，也可以自伤其身。先入为主地去否定文献记载的真实性，一如据出土文献记载断然去否定传世文献一样，均不可取。援入西学，固然“如活水泉源，适时洗涤不合时宜的旧学，其贡献非得一概抹杀，况且居间亦曾激发出典范性的佳作”，但在亦步亦趋地跟随西学更新换代时， 中国史学提供的不过是有形的资料，神早已荡然无存了。
归纳小书要点如上，是否实现初的预想，就交由读者评判吧。
即将结束本篇时，就非发掘资料，阐述拙见。我主张“和而不同”的态度，尊重研究者的个人选择。有人以为，“在研究中，对流散简牍中重要资料（包括支持和否定某种意见的资料）采取无视态度，恐怕并不真正符合学术工作的规范”。笔者对此并不认可。本书对于非发掘资料，尤其是所谓的“古董简”，均不采纳。至于代价，坦然受之。有所舍，方有得，也许即“不采苹花即自由”之诗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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