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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黄仁宇先生代表作之一。
★黄仁宇先生影响深远的“大历史观”的奠基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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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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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二十余万字的篇幅，从夏商周开始，阐述了中国两千年的文明史，勾画了中国历史数千年的全貌。其中涉及政治经济体制、军事战役、艺术思想等方面，而作者更为重点着眼的则是——政治经济体制的发展。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是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继而形成百年不变的官僚体系，而维系上下级的管理规则，则是一种以儒家为基础、几经修正的道德伦理的意识形态。此种统治形态，历经千秋的朝代更迭未曾改变。此种统治形态，产生于夏，基本形成于宋，而极致于明。在本书中，作者改变了以往历史学家的著述方式，主张用综合与归纳之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连贯的纲领，进而思考各历史事件的积极性格及前后连贯的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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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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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 （1918-2000），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退伍后赴美攻读历史，获学士（1954）、硕士1957）、博士（1964）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0）、纽约州立大学New Paltz分校教授（1968-1980）。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1979年他离开教学岗位，专心写作，先后出版了《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以“大历史观”享誉华人学界。2000年1月8日病逝于纽约上州的医院中，享年8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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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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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
——中文版自序
章 西安与黄土地带
第二章 亚圣与始皇
第三章 土壤、风向和雨量
第四章 兵马俑的幕后
第五章 帝国：树立楷模
第六章 名士成为军阀
第七章 长期分裂的局面
第八章 历史向侧面进出
第九章 统一的途径
第十章 第二帝国：已有突破，但未竟事功
第十一章 北宋：大胆的试验
第十二章 西湖与南宋
第十三章 蒙古人的插曲`
第十四章 明朝：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国家
第十五章 晚明：一个停滞但注重内省的时代
第十六章 满洲人的作为
第十七章 1800年：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
第十八章 从鸦片战争到自强运动
第十九章 百日维新、民国成立和“五四运动”
第二十章 现代中国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第二十一章 台湾、香港与澳门
附 录
中国社会的特质
站在历史的前端
我们的问题，我们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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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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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中文版自序
macro－history这名词刻下看来由我创用。如果有前人用过，则恕我查访未周。其实此间之出处与是非已无关宏旨，因为这名词纵是新颖，已乏创意。经济学家以货币之流通影响到物质与雇佣之基本的原则统称之为“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而以内部较精密之观察有如涉及物价指数与商业周期等详情称为“微视经济学”（micro－economics）由来已久，亦从未有人出面自称为始作俑者。宏观与微视亦不过放宽视界与计及精微之不同。改称大小，转用于历史，显系模仿而非发明。
至于我自己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倒确经过一段长期间的周折。
大部原因出自命运之安排。我年轻时从军十年，解甲退伍之后，负笈于海外，可谓“学书未成先习剑，用剑无功再读书”。有了这样一段颠簸之经验，自己尚在憧憬于近身所见闻的事迹之真意义，而一旦授有学位，作为人师，在美国学子之前讲解中国历史，深觉得不能照教科书朗诵，尤其每次复习与考试之后，不免扪心自问：他们或她们须要理解井田制度到何程度？与他们日后立身处世有何用场？难道他们或她们必须知道与Han Fei Tzu（韩非子）同受业者有Li Ssu（李斯）其人，他曾鼓励Shih－huang－ti（秦始皇）焚书，后又为宦官Chao Kao（赵高）所构杀？Empress Wu（女皇武则天）的一生事迹仅是“秽乱春宫”？对我的学生讲，除了用她与沙俄的Catherine the Great（凯瑟琳二世）比较，或与清朝的Empress Dowager（慈禧太后）比较，这段知识尚有何实用之处？
当然我无从将数千年的历史内凡一人一时一事提出与今日之西方处处衔接，讲到午前之用场与黄昏之用处，提供建筑师与会计师应参考的地方，这样一来更感到综合的重要。
在1960年代，我就觉得我们应当广泛地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地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史与美国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才谈得上进一步的研究。
其实我们自己对中国现代史的看法，亦复如此。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蒋介石、与邓小平的看法亦无非出自个人之爱憎。可是他们代表广大的群众运动，所得的成果又大都已成为既成事实，不可逆转，那我们就应当考虑这些群众运动之积极性格及其前后连贯的出处，不能全以本人之恩怨当做历史之转折点了。
1970年，我得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一笔研究费，前往麻省剑桥研究明代的财政税收，受费正清教授的督导。费教授对我个人和我家庭的善意照顾，我已在其他书刊里叙及。可是在治学方法上，我们却也有根本不能融洽之处。他重分析，我主张综合；他坚持以二十年为研究的范围，我动辄牵涉一个世纪或一个朝代；他用演绎法，我用归纳法。后来《明代十六世纪之财政与税收》书成，未交哈佛出版，而送至英国剑桥付梓，不得已也。
此中有一个明显的例子，作《财政与税收》时，我曾用明代方志三十九种，内中无不包括当日徭役税收的标准名词，有如“里甲”、“均徭”、“驿传”与“民壮”。如果用以分析，读者可以一眼看出当中毫无体系，可算杂乱丛芜，互相矛盾，我们可以斥之为官僚制度之无能，也可能责之为腐化。可是经过一段综合之后，所见又不同了。明代税收章程一方面包括着一种中央体制，一方面又顾及地方实况，内中有永久法则，亦有临时条款，总之即不明白区分，而系囫囵地套入，所以外表全国一致，实际当中则万别千差。因为如此，全朝代避免整体的改组而能支持二百七十六年。但是如此之中央管制产生一种负面作用：此体系不鼓励各地发展其特长，而制造一种人为的平衡。这种作用，是好是坏与我们今日所面临的问题仍然有关。所以历史学不专恃记忆，它本身也成为一种思维的方法。
日后我作《万历十五年》时注重官僚系统里以仪礼代替行政，维持各品级文官的协同和谐，不顾及各区内经济因素之公平而自由地交换，大致得益于研究明代财政与税收之心得。
1972年我去英国剑桥襄助李约瑟博士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当中一段的研究工作，有机会和这位“魁梧长者”接近。有人批评他古怪孤僻，在某些情形之下也确是如此。他的书籍与笔记就摆在学院里四五处不同的地方，分类的方法也全在他自己脑内，如果要寻觅某种资料，他不待说完就走，学院中的草地向来就禁人通行，他在此时常用做院长之特权，不顾禁忌，以直线的途径大步跨践而去，使我紧随在后也只好跟着犯规。
我和他讨论辩论多次之后，发觉他治学的方法，也以综合为主，尤以他和我说及：“在我看来，欧洲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成立民族国家，进行资本主义是一成套的行动，一有都有。”那么就有一种归纳重于分析的趋向了。他又和我说起：“即算阴阳五行，大家都认为是假科学。我们不要不加审问，劈头就说它错了。我们先要检阅此中逻辑，如果是错，我们也要追究错在什么地方。”我和李公相处一年，以后又在1974、1975和1978年重去剑桥。我受他启发的力量非一言可尽，事后想来，我写《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采用一种综合的幅面，不随着别人去走牛角尖，其设计已肇始于1970年代与李博士在剑河河畔闲步纵论古今时。
迄至70年代的后期，我已将自己在课堂上的讲稿逐节修正，一步一步接近于现有布局。中国通史的原始资料不能脱离《二十四史》。可是这丛书篇幅浩繁。以北京中华书局所出标点本言之，虽醒目易读，也有七万六千余页，即一个学者不务他事专心每日读五十页，也要四五年，并且当中很多天文地理孝子节妇的记录与今人甚少关系。《资治通鉴》也用《二十四史》作蓝本，只是将分列在本纪、列传、志各处的节目再加以不见于上篇幅之资料剪裁连缀成书，其弊也仍是过于支持传统社会的价值。《资治通鉴》英译为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ment，再直译回来即是“用以资助于行政的一面完全的镜子”，这当然不放弃传统道德的立场，而司马光本人就卷入了王安石改革中的漩涡，他的观念免不了一个历史“应当如是”演进的偏见，而不及于我们亟欲知道“何以如是”展开的因果关系。
我已经迭次在各处发表：我写的历史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这并不是说道德不重要，而是新社会的道德要靠社会的结构而决定其内涵，不如过去农业社会里人与人之关系为单元，所有道德观念及其尺度可以亘世纪而不变，放大眼光来说，这也是说司马光等的道德观念有等于欧洲文艺复兴前之标准，尚未进入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之境界。
作此书时我当然引用《二十四史》及《资治通鉴》等基本资料，也仍借重过去写中国通史诸大师如钱穆、邓之诚、周谷城各先生的见解，更参考西方的次级资料。但在多少情形下仍不免挂一漏万。我自己了解现代中国的基点仍在晚明。1960年间我曾在教书之余读过《明实录》一遍，全书一百三十三册费时二年半，至今受益。至于本书特出之处则来自《二十四史》内之《食货志》。二十四史内有食货志十二篇，虽然内中繁简不同，作者的见解尤不能与今人相较，但其中六篇已有西方及日本学者详细译注，构成了今日治经济史者好的线索。迄今我的困难仍是无法提供一种既适切而又不浮夸“参考书目”。如果要广泛地张罗则虽四书五经西洋经典著作都应列入（文中即已提及《易经》三次，《孟子》九次），如要简短则虽费正清与李约瑟的基本著作也应舍弃不提。总之，既为一种大历史，又因综合归纳而成，则自作者束发受教以来所诵习之文件均有影响，旁及于文理哲学报纸杂志。
1980年我脱离教职，自此花了一段时间整理撰写修订此书之英文本。当中若干资料不易压缩，曾使我一度踌躇，有如北魏亘北齐、北周至隋唐之“均田令”也前后不同，“五胡十六国”之种姓也极混乱，即南宋与金之和战亦是前后反复，我在稿中只介绍此为一种观念或一种现象，因为我自己曾经整理明末财政，知道很多技术上之变数在长期历史上之衍进无决定性之影响，不愿以之烦劳我的读者。反之则袁绍一家父祖经历、黄巢行军路线，因其情形特殊，引起作者与读者共同的好奇心，其琐屑之处也代表一种罕有的现象，则又据实写出。此中差异乃是本书注重想象，不注重机械式的记忆。有了这样的剪裁，我才能腾出篇幅介绍敦煌龙门石窟的外观与内景，又在记南宋之一章得有幽闲叙至西湖景色并及“白蛇传”。
我认为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一个问题乃是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在综叙背景时我称唐宋帝国带扩展性，明清帝国带收敛性。虽然这线索摆在很多小故事之后，明眼人一看就看透了。我刚将书寄往剑桥，不久之后就接李约瑟博士来函：“哎呀，”他写着，“一切靠抽税而转移!”近香港行政局议员钱果丰博士（私人方面我们是世交）也在香港电台接受访问时推荐此书，提到盛唐之后中国再无有效的税收制度打开局面。可见得他们已先有和我相同的共识，所以一经说破，引起共鸣。
可是不久之前也有一位书评者在报刊里写出：不论我写的历史是否涉及古今中外，我总在把中国写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
这个说法使我想起一段故事：数年之前尼克松讲到他见时，他恭维毛：“主席，你写了几本小册子，竟使整个中国改观。”
毛立即抗议：“我怎么能使中国改观，我不过使北京一二十里的地方，这边那里稍微扭转一下罢了!”
犹且如是，我怎敢想望由我的文字使中国改变？况且历史从业员的工作只是报导已经发生的情事之前因后果，不及于筹划未来，事实倒是这样的：我刚将《中国大历史》整顿组织就绪，时值1981年间，正不知如何收篇，而中国领导人正在提倡“摸石头过河”，关于他们改革的新闻，经常在美国报纸杂志里出现。这种趋势和征象与我私下想象中国历史和西洋文化汇合，以商业组织代替过去农业组织之体系，逐渐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诸条件符合。这种种条件不由我创意，而源于英国研究17世纪的专家克拉克（Sir George N．Clark），他认为英国在光荣革命后进入这境界。将一个农业国家蜕变而为一个工商业国家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常用的一个隐喻：有等于一只走兽蜕化而为飞禽。以英国的农业基础、社会习惯和法规传统而能使银行开设于乡镇之间，土地能随意典买抵当，各地创建付费公路turnpike），人口能自由移动，17世纪之前已是不可思议。只因为日子久了，我们以为英国历来如此，想象不到要将这样一个国家当做一个城市国家那样的处理，以货币作管制全民的工具，不可能避免一段奋斗。本书有十页左右的篇幅介绍西欧国家进入这境界的程序。中国是否已进入这境界，读者一望可知，至于中国应称目下的体制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我主张让摩登学究去争辩。
话说回头，80年代初的几年，我虽有以上的愚见，还不敢申张，直到大陆上“承包到户”的政策普遍施行，使人民公社不复成为生产的单位，情势确是不能逆转，才将本书结论作较肯定的说法写出，再加以背景上有几十年的筹谋思虑，那也就不能说我和出版者没有慎重将事了。
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
中国过去一百五十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十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本书作者不是哥伦布，他没有发现新大陆。可是他像一个普通船员一样随着哥伦布航行四次，亲历牙买加、洪都拉斯诸地，回到西班牙，说及确有一个新大陆的存在，听的人还说他在胡讲瞎吹，那也就怪不得他不耐烦了。
黄仁宇
1993年8月18日 纽普兹
我们的问题，我们的思考
中国与日本现代化的分野
中国历代都在追求全国的对称与均衡，在社会上构成了不少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
我们所谓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无非是从过去农业社会的管制方式，进入以新型商业条理为依归的管制方式所产生之后果。这不仅是一种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要透过社会的各阶层。当中各种经济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这个国家才能进入“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境界。
大凡管理人类的方法，基本上只有三个：一是精神上的激动，以神父牧师和政治指导员为主。二是以武力和警察权强之就范，以军队、法庭为执行的工具。三是策动个人的私利观。当个人都趋利务实时，就不期而然的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虽说没有一个国家只执着以上的一种方案而置其他两种不顾，但是很显然的，以第三种方案为主，即促进各种经济因素公平而自由的交换，有实效。这种体制既能越做越大，而且经济效率提高之后，生产与分配愈合理化，人民的生活程度也随着增高。
又因社会上分工合作的条件愈繁复，个人也有选择的机会，人与人间的关系成为多元。施政时又以数目字作根本，则免除了以私人人身关系做主的暧昧游离。凡此种种后果都使这个国家与社会产生一种流线型的观感。
可是一个国家和社会能否进入此种体制，并不全由意志做主。它与地理条件和历史背景有不可分的关系。从世界史上看来，现代化之程序先由人口少面积小的国家开始，如在欧洲由意大利的自由城市发动，又由海岸线长的国家渐及于大陆性格的国家，荷兰与英国就较法国占先。日本较中国占优势，大体上已由这地理的环境决定。
日本的现代化以明治维新为重要的里程碑。然则维新之前的一百年，社会体制已向商业化的路途上演进。德川幕府管制之下，全国承平，武士阶级已失去他们原来的用途。各藩“大名”则在各地成为带着竞争性的农业生产者。他们多在大阪设有指派的商业经理，称为“藏元”，其堆栈则称“藏房敷”。同时由于幕府的各项规定，江户（即日后之东京）、京都和大阪已成为了全国性的消费市场。批发商则称“问屋”，同业公会则有“株仲间”。银行业也由幕府督导下的“十人两替”和“三人组”承当。海上交通又有了“回船”的出现，不仅有定期航线和固定的脚价，而且将船货漂失的损失，分摊给组员之间，等于兼办海上保险。
及至19世纪初期，幕府和各藩之间展开了所谓的“天保改革”。各处减轻赋税，扩充公卖，以特产作为担保，发行票据，整理公债，使商业化的趋向愈为明显。因之明治维新之后顺着这历史上的潮流，新建设和新措施持续展开，已成为一种有组织有体系之运动，所以事半功倍。
中国不仅没有如此历史上有利的背景，而且历代都在追求全国的对称与均衡，在社会上构成了不少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譬如说宋儒朱熹执行“人子不蓄私财”的原则，几百年后还在社会上构成“清官不问家务事”的风尚，使私人财产权无从确定，阻碍了现代法律的发展。民国成立之后，既无适当税收之来源，足以产生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况且又受外强不平等条约的压迫，政权的独立自主尚成问题，更不容易谈到突破环境创造新体制了。
台湾的机会与困境
台湾现行很多工商业的规定，不由法律做主，而仍是沿袭行政机构所颁的章程。
台湾在19世纪后期，农业已有片面商业化的趋向。日据时代，这种趋势仍在继续，如糖、米、樟脑和茶业已向日本输出。显然的，光复之后因内战的发展使全岛处于战时体制，很多特殊的措施才能超速的付诸实施。譬如1953年的“耕者有其田法案”，不仅使贫农的生活获有保障，而且强迫将农业里剩余的财富投资于工商业。1988年我到基隆附近的乡下巡视，就知道了电气已在1960年间就进入农村。当地的田地仍由家中中年以上的人手耕种，年轻人则在台北市里另有工作，只到星期天才回家休歇。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中国历来的问题，不尽在人民失业，而是就业的程度不够。
台湾接受美援之后，先不注重有名望的超级工业，而以“加工”的方式，将劳动力当成资源向外输出，以存积资本，这样使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交流，先构成了低层巩固的基础。以后的发展，就有了根据。
这当然不是抹杀初大陆来的移民胼手胝足垦地开荒的功绩。只是若问到“特别有利的机会点”，我不能不尊重这些特殊环境下所遗留下来的积极性格。
此外要讲到1949年后，由大陆迁移过来的人才与师资的重要。今日台湾有十九所大学，留美的学生，至今与中国大陆的全部留美人数相当，每年又出版书籍两万多册，这些因素对现代化的贡献，都不可忽视。再有水运之便利也不能不提及。如果花莲的大理石摆在大陆之腹地，就难能对外推销了。
我把现代化与资本主义之展开视作两位一体，是从技术角度看资本主义，不是从意识形态的立场看资本主义。所以我会注重资金广泛的流通，经理人才不分畛域的雇用，和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信、法庭与保险事业等的全盘活用。这也就是上面所说的，各种经济因素要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要是一个国家进入这境界，也就称得上是在数目字上可管理。
在这种大前提之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没有质上的区别，只有程度上的不同。如果其组织以私人财产为主，以致私人财产在公众生活之中，占有特殊之比重，则可以视作资本主义。如果注入公众之资本，又使私人资本之使用受社会福利的限制，则为社会主义。
现在我们还停留在一种名目混淆之际，如果要和很多国家所标榜的社会主义对照，则台湾现行的体制下，个人有投资与就业之自由，应为资本主义之社会，可是政府开设银行，主持国营事业，掌握着交通、通信的设备，现在更展开“六年国建计划”，就免不了沾染着社会主义的性格，至少也可与斯堪的纳维亚的国家，如瑞典之体制相比拟。
我所学的是历史，虽来台湾数次，却来去匆匆，不能对此间的问题有深切认识。只知道现行很多工商业的规定，不由法律做主，而仍是沿袭行政机构所颁的章程，亦即是尚未构成一种社会习惯，使行政长官亦当向法律低头。这样很容易重新再造中国传统上官僚主义的作风，也就是官僚机构，以保持本身之逻辑的完备为依归，而忽视问题之本质，逐渐使本身的机构僵化。
此外政党政治刚展开，个人尚未思考对人民有何贡献，即先利用机会作争夺权力的凭借，已受到中外新闻界的指摘。既然提到检讨，则光是批评仍不够，应当从这些问题的根源，找到改正的方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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