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洞的心》前言
那是2018年2月，本书首次出版10年后，我走出旧金山一家酒店的电梯。酒店大堂里，一个陌生人走过来，对我张开了双臂。“我的儿子死于吸毒过量，之前我根本无法理解这件事。但读了你的书之后，我明白它为什么会发生了。”
仅仅一个与悲痛父亲的含泪拥抱，就足以证实本书以及它背后所有工作的价值。在过去10年中，世界各地的人们写来邮件，告诉我这本书如何影响了他们自己和他们所爱的人的生活，也影响了他们对成瘾者、成瘾的看法，并帮助他们敞开心扉，正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本书成为一些加拿大和美国的歌与诗、西班牙的画作、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戏剧的灵感来源，并且被许多学习机构、成瘾咨询项目和住院治疗机构使用。考虑到成瘾危机的扩大化，令我欣慰的是，我从年轻学生那里得知，他们在本书的鼓舞下，立志成为咨询师，或从事医药和精神医学工作，以帮助书中描述和阐释的那些人。一个洛杉矶的社工写道：“我们的警察为我铺平了道路，他们给我疲惫的心灵注入了希望。其中有一个警察尤其将本书中的减害（harm reduction）模式当成了自己的行动纲领—当他识别出可能的成瘾者时，他会以尊重和充满创造性的同情心来接触他们。”本书还在监狱里找到了它的位置。咨询师们告诉我，有些囚犯在书中看到与自己类似的故事，或听到我与本书相关的演讲时，流下了眼泪。“你的书使我能够准确描述自己成瘾的原因。”一个被监禁在爱达荷州的人写道：“现在我可以回答我的家人和朋友数十年来一直在问我的问题——‘为什么’。”
回答“为什么”这个问题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紧迫。
在我撰写这篇前言的同时，一场阿片类物质使用过量的危机正在肆虐。在美国，每三周就有和“9·11”事件受害者一样数量的人死于吸毒过量。英国是全欧洲海洛因成瘾比例的国家，该国2017年与成瘾药物相关的死亡人数创下新高：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就有3700人死亡，多数都是由于使用海洛因和相关的阿片类物质。加拿大的数据也同样令人痛心。根据加拿大公共卫生局2018年3月的报告，2017年加拿大全境有超过4000人死于使用阿片类物质，比前一年增加了近50%，“影响遍及全国的每个角落……给家庭和社区带来了破坏性的影响”。根据省卫生官员邦妮·亨利（Bonnie Henry）博士的数据，我的家乡不列颠哥伦比亚在刚过去的一个月里就出现了125例吸食过量导致的死亡。亨利博士告诉我：“我过去以为吸食过量只会发生在‘别的地方’的人身上。”她指的是贫民窟，比如我书中写到的温哥华市区东部—它因成瘾药物而臭名昭著，有大量人口吸毒。2016年，不列颠哥伦比亚宣布了一次突发公共事件，亨利博士说，这样做部分是为了将讨论从地区性的危机转向它实际上所代表的更广泛的社会问题。“他们不是‘那些人’。他们是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家庭；所有街区都有吸毒过量造成的死亡，从富有的到穷的”。
尽管我们对这场屠杀的震惊和悲痛是真诚的，但我们还是很容易拿“个人偏好”“个人习惯”来解释这些死亡，安慰自己。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上，这些死亡代表了人类的牺牲。这些人成了我们社会长期不愿正视成瘾（尤其是物质滥用）的真相和问题根源的牺牲品。在过去几十年中，面对证据，我们一直在拒绝实施那些能够预防和解决成瘾问题的政策。正如当时的安大略省公共卫生主管在一封给《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的信中恰当而尖锐地指出的：“2003年，一种骇人的新流行病袭击了加拿大，主要是多伦多；44个人死于SARS……省政府和联邦政府做出了强力的反应……15年后，另一种骇人的新流行病—阿片类物质成瘾，袭击了加拿大。令人好奇的是，为什么相对而言，我们的集体反应是如此沉默。是因为我们认为那些死去的人不那么有价值吗？我们正在变成这样‘有同情心’的社会吗？”
就像人类社会的许多其他问题，流行病的逐步升级也有一些所谓的“近因”，也就是那些直接引发这些悲剧的因素。任何近阅读或收看过新闻的人都能注意到，显著的近因是，近期加拿大广泛流通着大量廉价的阿片类芬太尼（fentanyl）和卡芬太尼（carfentanil）。（这些药物相比它们源自植物的近亲，如海洛因和吗啡，更加不安全—也就是说，它们使人死亡的剂量，只比产生欣快感、摆脱戒断反应的剂量多一点点，这个剂量差距相比海洛因和吗啡要小得多。因此，它们更致命。）
潜在的自杀式习惯虽然看起来危险，但只是冰山的一角。当人们越来越不顾一切地企图逃离孤独感和对日常生活的沮丧时，我们的社会就成了各种成瘾行为的温床，并且它们还会随着时间越来越多。“网络成瘾似乎是值得被收录进《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的一种常见障碍。”在该手册出版那年，《美国精神病学杂志》上的一篇社论这样写道。不用说，跟那时相比，现在人们对这种精神障碍的认知度又高了不少。
近，《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上的一篇文章讨论了“网游成瘾障碍”。智能手机是又一个主要的新成瘾对象。纽约心理治疗师南希·科利耶（Nancy Colier）报告称，“大多数人一天会看150次手机，每6分钟一次。青年人平均每天会发110条短信……现在，46%的智能手机用户表示离开手机设备，他们就‘没法生存’”—这是成瘾依赖的经典标志。
我们必须谨慎避免将树木和树林混淆，即将外在表现和其背后的过程、症状与原因混淆。这里没有什么新的障碍，有的只不过是由来已久、普遍存在的成瘾过程的新目标物，新的逃避形式。所有成瘾的大脑和心智过程都是一样的，不论其外在形式为何，核心都是精神的空虚。
“数据显示的，是在一个被绝望紧紧抓住的社会中，不健康的行为和流行性的药物成瘾现象飙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纽约时报》上写道。如果不去理解绝望本身，我们该如何处理它的症状呢？
导致绝望，并因此潜在导致成瘾的，是随着时代发展越发深陷工业化的整个世界：越来越深的隔离和孤独，越来越少的公共交流，越来越多的紧张和经济不安全感，越来越多的不平等和恐惧，以及终，对年轻父母们更多的压力和更少的支持。在这个技术的时代里，虚假联结增多，人与人之间的真实联结反而减少。正如《广告克星》（Adbusters）杂志在近的一期中挖苦的：“你有2672个朋友，平均每个帖子有30个人点赞，却没有一个人可以和你在周六共进晚餐。”
令人震惊的是，在市区东部的一些机构里，使用者完全可以在注射之前对成瘾药物进行检测，但很多人还是选择了直接注射，即使他们知道所注射的物质可能含有致命成分。要理解这些现象，必须寻找其背后的根本原因—那些初驱使人们使用成瘾物质，并对各种各样的事物上瘾的原因。
“我们需要讨论什么驱使人们使用成瘾药物。”著名创伤研究者巴塞尔·范德考克（Bessel van der Kolk）曾说：“对自己感觉好的人不会去做威胁自己身体的事情……有创伤的人会感觉烦躁、不安、胸闷。你讨厌自己感觉到的东西，就会用药物来稳定自己的身体状态。”这种不顾一切地企图通过控制自己的身心来逃离难以忍受的苦恼和不安的需求，就是原因。正如本书展示的，这种需求会激发成瘾行为，不论其是否与物质使用相关。
“我不会问你过去对什么成瘾。”我经常跟别人这么说，“也不会问你何时成瘾，又成瘾了多久。不论你成瘾的对象是什么，我只在乎它为你提供了什么，你喜欢它的哪一点，它在短时间里给了你什么，使你如此渴求喜爱它？”我得到的答案永远都是：“它帮我逃离情绪痛苦，帮我应对压力，让我心情平静，感觉与他人有联结感，有控制感。”
这些反馈显示了成瘾既不是一种选择，也不是一种疾病。它源自一个人不顾一切地想解决问题的企图—解决情绪痛苦、压力过大、失去联结感和控制感的问题，以及对自己深刻的不满。简而言之，这是一种人类为了消解痛苦而做的孤注一掷的尝试。所有成瘾药物和成瘾行为，不论是赌博、性、互联网还是可卡因，都能直接缓解痛苦，或至少能转移当事人的注意力。因此，我的口头禅是：个问题不是“为什么要上瘾”，而是“为什么会痛苦”。
“即使是伤害性的成瘾，对错位的人来说也具有至关重要的适应性作用。”我的朋友和同事布鲁斯·亚历山大（Bruce Alexander）博士在他开创性的作品《成瘾的全球化：精神贫困的研究》（The Globalization of Addiction: A Study in the Poverty of the Spirit）中写道：“只有长期严重错位（dislocation）的人才容易成瘾。”亚历山大博士将内心和社会性联结感的丧失称为“错位”，我则称之为“创伤”。
“应该在成瘾药物问题所处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下看待和处理它，根深蒂固的成瘾药物问题似乎与不平等和社会排斥紧密相连。”英国毒品政策委员会2012年呼吁道。毫不令人意外的是，在英国，成瘾问题流行的地区，是像赫尔市这样由于捕鱼业消亡而具有全英失业率的地区。《纽约时报》近从赫尔市发来报道：“芬太尼成了新宠，它是一种混有海洛因的，比吗啡强50～100倍的阿片类止痛剂。这种成瘾药物已经杀死了数千美国人，包括摇滚明星‘王子’和汤姆·佩蒂，但它的致命风险对赫尔河畔金斯敦（也就是大众熟知的赫尔市）的瘾君子们几乎毫无震慑效果。事实上，他们中的很多人简直吸不够。‘它能让所有痛苦都消失’—赫尔市32岁的无家可归者克里斯这样说，他已经海洛因上瘾超过8年了。”
“看到原本可以被拯救的生命每天都在不断逝去是令人心碎的。”亨利博士坦言，“作为应对，我们做出了很多努力来提高大众的意识。我们看到公共舆论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根据我在北美和国际上的旅行经验，我知道情况确实如此。我相信这本书会进一步为这样的转变做出贡献。尽管在加拿大和国际上已有不少令人鼓舞的迹象，也有了地区性和加拿大全国范围的卫生政策倡议，但是，如果我们希望成瘾治疗和预防能够尽量理性、循证、有同情心并且有科学性，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吸食过量的危机把我们的社会推向悬崖。现状并不稳定。我们可以迈向新的可能性，也可以听之任之，滑向更糟的状况和更深的悲剧。
“你的书把成瘾者人性化了。”许多读者这么告诉我。这反映了人们对成瘾者的一个普遍而本质的误解。成瘾者就是人。到底是什么让我们中的这么多人看不到这一点？只不过是我们习惯了自我中心的头脑，将这个世界分成了“我们”和“他们”。更确切地说，是我们没有能力或拒绝看到“他们”之中的我们，以及“我们”之中的他们。
这种想象力的匮乏在每个领域都会出现，从个人关系到国际政治。简单来说，它反映了我们对身份的执着，而这是我们寻求团体归属感的方式。如果我们认同任何一个比整个人类狭小的团体，就一定会出现从定义上来说“不属于我们”的“其他人”，并且我们很可能相信或至少无意识地相信，“其他人”比我们低等。这种优越感让我们觉得自己有权去评判他人和保持冷漠。
预防和治疗创伤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它并不局限于任何一个阶层或种族。事实上，当我更多地了解原住民的生活方式时，我常常震惊于在现代社会对其他文化的核心教诲和价值观进行贬低的同时，我们失去了多少疗愈这个世界的机会，又给自己造成了多少伤害。
但是，只要我们的系统还没有认清问题的根源是创伤和社会问题，只要治疗机构仍然聚焦于改变成瘾者的行为，而不是疗愈驱动他们行为的痛苦，我们就很难真正遏制成瘾的浪潮。
40年前，我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毕业，在整整四年的医学学习中，一次也没有听人提及过心理创伤以及它对人类健康和发育的影响。几十年后，我的同事亨利博士在加拿大另一侧的达尔豪斯大学学习药学，并且之后又在圣迭戈和多伦多求学。她在多年的学习生涯中，也从没听到过关于创伤的事情。虽然这看起来令人震惊，但即使到了今天，尽管已经有无数证据将创伤与精神和生理疾病、成瘾联系起来，不论哪里的医学院学生，大多数也都没听说过这方面的事。如果医生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以理解病人表现出的问题的根本原因，他们要怎么帮助病人？整个系统要如何应对一个被误解的流行病？
当谈到理解成瘾时，我们总是在面对人们对其“视而不见”的深刻困境。我们的防御机制不会允许我们觉察到自己内心的痛苦和障碍，因为我们也在想方设法逃离它们。自我认知的缺失造成了社会与被社会驱逐的成瘾者之间（并且常常是医疗工作者和他们的来访者之间）看不见的高墙。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相信对有些读者来说，本书中困难的章节是我描述自己的强迫性消费和工作成瘾的章节——这只是两种常见的成瘾形式。虽然很多人发现那部分很有启发性，但也有少数人对它有负面反应。有一个人在我的网站上发帖称：“这本书……很好，直到作者开始谈到他在音乐上花费了数千加元……对我来说，他完全失去了可信度。”另一名评论者是这样表达的：“简短提及这些小缺点就足够了……马泰作为从业者过于关注自己的冲动与他治疗的成瘾者之间的相同之处。虽然他确实把那些人放在了连续谱系的远端，但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在给那些被成瘾危及健康的人帮倒忙。”
虽然初看之下，将“轻度”的成瘾与致命的成瘾药物使用习惯进行类比很奇怪，但在过去10年中，“成瘾能以多种伪装的形式出现”的观点已经获得了更广泛的认可。从物质成瘾到表面看起来“值得尊敬”的冲动，所有成瘾都会对人类的健康和幸福产生负面影响。没有“好的成瘾”，也不存在所谓的“小缺点”。所有成瘾都导致伤害；任何不导致伤害的习惯，从定义上就不能被称为成瘾。我个人对古典音乐唱片的强迫性消费成瘾—热衷购买音乐而不是热爱音乐本身，导致了时间和金钱的浪费。我对妻子撒谎，我的孩子受到忽视，这也妨碍了我尽职尽责地对待病人。而我从中得到了什么呢？是多巴胺带来的兴奋、激动和动力—与赌博者、性瘾者、可卡因依赖者所渴求的相同。这种脑化学水平和大脑状态的暂时改变在所有成瘾中都是标志性的存在，在药物成瘾、暴食、自残这些范德考克博士谈到的控制身心的企图中都可以看到。（很明显，当可卡因、冰毒或海洛因依赖的病人听到我在面对自己购物习惯时的无助感时，他们都摇着头大笑，“嘿，医生，我懂，你跟我们这些人一样”。事实是，我们都“跟这些人一样”。）
只有一种普遍的成瘾过程，但它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从温和的到致命的。所有成瘾都使用同样的止痛、奖赏和动机的大脑回路，并造成心理上同样的羞愧和否认，以及同样的找借口和撒谎行为。在所有情况下，它都以损害关系和减少自我价值感为代价来换取内在的平静感。对物质成瘾者而言，不论是迷恋尼古丁、酒精还是非法药物，都会损害身体健康。只有从更广泛的角度理解成瘾，正视它的根源并非基因或选择，而是人类的苦难，能够真正治疗成瘾的疗法才会出现。
“我们的精神卫生系统破烂不堪。”亨利博士谈到一个不幸我也非常支持的观点，“（如果说）精神卫生系统是公共卫生系统的穷姐姐，成瘾治疗大概就是它们住在贫民窟里的远房表哥。”
接受人们的本来面目，并采取多层次的方法，是治疗所必需的。对那些还没准备好戒断的人采取减害模式，对其他人则可以采用十二步戒瘾项目，但不能从法律和道德上强迫参加。迈克尔·庞德（Michael Pond）在他的杰作《浪费：一名酒瘾治疗师在充满缺陷的治疗系统中的康复之战》（Wasted: An Alcoholic Therapists Fight for Recovery in a Flawed Treatment System）中指出：“对物质使用者的轻蔑渗透在我们的文化中。”庞德甚至在匿名戒酒协会（Alcoholics Anonymous，AA）中体验到了这种轻蔑，他相信这就是十二步戒瘾法对他从来没有起过作用的原因，尽管组织中的人们给予了他陪伴、无私的支持和充满爱的友善。AA的初衷并非治疗，而是为寻求摆脱物质依赖的人提供一种生活方式。没有人应该被强迫参加AA，或被迫加入任何其他模式的康复治疗。
受限于十二步戒瘾项目本身的价值观，它只能帮助一小部分人，但如果十二步戒瘾项目不能帮助所有人，那什么能呢？在成瘾的挑战面前，不存在适合所有人的答案。对许多阿片类物质成瘾者而言，使用如舒倍生（Suboxone）这样的药物替代疗法能挽救生命。（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医生在开舒倍生处方方面有很大的自由度，因为该药风险很小。）药物对其中一些成瘾者有帮助，各种类型的咨询对另一些成瘾者有帮助，但没有一种单一方法可以保证成功。每个成瘾者的需求都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被满足。
虽然成瘾给人们的精神健康、寿命、生产力和家庭生活都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但多数医生却几乎没有接受过以成瘾为主题的培训。少数接受过训练的医生也仅局限于了解成瘾的生理方面。如果今天有人邀请我为物质成瘾，以及更具破坏性的“过程成瘾”（process addiction，如赌博、性强迫症）设计一套全面的治疗系统，它会包含以下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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