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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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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被誉为美国战略情报研究开山之作，首版于1949年，后多次修订再版，一直是美国情报分析人员B读教材、美国大学情报研究课程核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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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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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结合国际情报案例和作者自身情报工作经验，开创性地阐释了情报的概念和内涵：情报是知识，情报是组织，情报是活动。在情报分类方面，阐释了基本描述类战略情报、动向报告类战略情报、预测评估类战略情报；在情报组织方面，阐释了中央情报机构、部门情报机构的职责功能，并结合实际解答了十大问题；在情报活动方面，阐释了情报搜集、情报评估、情报分析、情报上报等情报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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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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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曼·肯特（Sherman Kent，1903-1986），美国情报理论专家，美国战略情报分析领域的开拓者，中央情报局四位最有影响的分析家之一，对中央情报局最有影响的50位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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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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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情报是知识
第一章情报是知识
第二章客观内容（一）：基本描述类战略情报
第三章客观内容（二）：动态报告类战略情报
第四章客观内容（三）：预测评估类战略情报
第二部分情报是组织
第五章情报是组织
第六章中央情报组织
第七章部门情报组织
第八章部门情报组织：来自经验的10个训诫94
第三部分情报是活动
第九章情报是活动
第十章情报工作方法的特别问题
第十一章情报生产者和情报用户
附录：情报种类
英汉词汇对照表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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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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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关于情报（Intelligence） 的书。我所说的Intelligence，不是心理学家试图测量的某个人的理解能力，而是战略学家制定和实施计划所必需的那种情报。正如我将描述的，情报是高层军政人员保卫国家福祉所必须具备的知识。
Intelligence这个词很神秘，这很容易理解，但Intelligence确实就是一件简单明了的事情。作为一种活动，Intelligence是对某种特定知识的追求；作为一种现象，Intelligence是一种因之产生的知识。小而言之，我们每天都在从事情报工作。当一个家庭主妇决定增加她的购物清单时，当一个医生诊断病情时，当一个人决定采取行动时，他都会做些初步的情报工作。有时这项工作是非正式的、发自本能的，以至于不被视为情报工作，比如，在分类电话簿中寻找合适的修车工人。有时这项工作是正式的、艰苦的、系统的，例如在林德伯格绑架案 中，警官阿瑟·凯勒对涉案的梯子所作的精湛分析。但不管这项工作是出于本能，还是有意识的精湛的智力活动，从本质上讲，情报工作都只是对唯一的最好答案的追求。
正如我在这本书中即将讨论的，战略情报是寻求这种有用知识的一种拓展。这种拓展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要形容战略情报产生的知识，应使用一个比“有用”更为冷峻的词汇。你应称之为对于国家生存来说至关重要的知识，因此它是严肃的、高层次的(Somberness And Stature)。其次，细微之处的拓展，在处理攸关国家存亡的问题时，需要对其他国家的实力和意图进行长期预测，评估其为应对我方行动计划可能做出的反应。这些问题只能交由具备专业技能的专家处理。这种专业上的拓展是相当大的。但另一方面，在寻求这种细微知识时，我们经常会遇到阻碍。这些障碍是其他国家有意设置的，克服这些障碍所使用的方法，也是常人所不尽熟悉的。这就存在着第三种拓展，即通向秘密调查领域的拓展。（据说这一阶段的情报工作最为引人注目，也是外行人过分渲染的。）
最后一个拓展就是规模的大小。战略情报产生的知识数量相当巨大，以至于战争期间需要成千上万的专业人员才能做好这项工作。和平时期，这项任务同样巨大。这就意味着情报处理需要依靠集体努力，而不是仅靠个人力量；必须有一个复杂而谨慎的劳动分工；随之就会产生人事、组织、管理和人际关系等问题，这些都是业界才拥有的特质，而不同于我们平时所见的追求真相的活动。
我所说的这种拓展尽管十分重要，但依然处于情报工作的外围，因为情报工作的中心依然是一种简单自然的获取知识的努力，这是行动能取得成功的基石。我们可以说，战略情报是一种战争时期及和平时期国家的对外政策都必须依赖的知识。诚如沃尔特·李普曼所说，如果外交政策是共和国之盾，那么战略情报就是使盾在合适时间放在合适位置的东西。它也是准备引导长剑出鞘的东西。
在我国历史上的和平时期，外交政策面临的风险前所未有。这表明，恰当地履行情报使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然而，情报的生产者、使用者，以及情报工作的最终受益者，我国的公民，对情报工作存在着一系列的错误认知，这些因素妨碍我们恰当地履行情报工作的职能。很多错误认知源于情报语言的不准确，它们长期存在于各种情报工作手册中。如果我的著作中包含了一些情报行业的新词汇，如果这些词汇看起来过分地关注语义学，我愿对此进行辩护，正如约翰·洛克所说，“对世界上已经通用的一些字眼和名词加以挑剔，可能会被指责为一种不恰当的非难，但是当旧名词容易使人陷入误区时，提出一些新名词也许不会被认为是不妥当的……”
这本书的写作方案是简明的，主要基于三个独立的方面。情报人员通常使用Intelligence谈论情报工作。第一部分，我把Intelligence当作一种知识（“关于哥伦比亚局势，你有什么情报？”），这部分的章节处理情报广泛多样的内容。
第二部分，我把Intelligence当作生产知识的组织（“情报机构能向执行者准确地提供其所需信息”）。这些章节处理中央情报机构和部门情报机构的组织和管理问题。
第三部分，我把Intelligence当作情报机构所从事的活动（“筹划背后的情报工作一定是紧张的”）。这些章节我会讨论情报工作所包括的内容，以及我认为其特有的问题。
本书付梓完稿之际，我由衷地感谢那些对书中内容做出贡献的朋友、同事以及辩论者。事实上，书中所列问题都是我和情报战线的同志们长期讨论过的。我特别感谢我在战略情报局工作时的领导和同事：多诺万将军、马格鲁德将军、威廉·兰格、爱德华·S.梅森、鲁道夫·温纳克、唐纳德·麦凯、理查德·哈茨霍恩、阿瑟·罗宾逊及其他同事。夏洛特·鲍曼、约翰·索耶、罗伯特·迈纳、贝弗利·鲍伊、伯纳德·布罗迪对初稿内容进行多次阅读、编辑、改正、提出问题和建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正是他们的帮助，才使本书得以顺利完成。感谢我的前任领导阿尔弗雷德·麦科马克，他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感谢阿诺德·沃尔弗斯、威尔莫·肯达尔、珀西·科比特、惠特尼·格里斯沃尔德，他们阅读了原稿并提出了很多建议。
我曾有幸以文职教官身份在国家战争学院执教，对于国家战争学院的领导、同事和第一批学员，我表示深深的谢意。学院的氛围、同事的友善、富有启发的讨论都使我受益匪浅。不论哈里·W.希尔海军中将、阿尔弗雷德·格仑瑟少将、杜鲁门·兰登少将、乔治·凯南先生对本书内容赞同与否，我都对他们表示谢意。感谢廷布莱克准将和皮彻准将，沃纳上校、斯威尼上校、特威蒂上校、沃尔芬巴杰上校、赫特福德上校、穆尔上校，以及埃文森上尉、韦林斯上尉。
感谢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正是他们的研究基金使我著作的大部分内容得以完成。如同所有的古根汉姆学者（Guggenheim Fellows） ，我对这个研究机构表示最诚挚的谢意，感谢其慷慨而富有远见的创建者，感谢友善而极具效率的秘书长亨利·A.莫。
感谢乔治·S.佩蒂，从他的《美国秘密情报工作的未来》（1946年，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这一战略情报文献的开山之作中，我获得了无数灵感。尽管我发现我与他的很多观点相左，但所有的情报工作人员，包括我自己，都非常感激他基于自身的战争实践所做出的迅捷总结，以及将它们付梓出版。
感谢我任职的耶鲁大学和历史系，他们在我休假以后又给了我整整一年的学术时间，使我得以专心从事本书的写作。
最后，我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社长达图斯·史密斯对本书的兴趣及高见。
出自沃尔特·李普曼《公共舆论》一书的引文已得到出版商麦克米伦公司的惠允。
谢尔曼·肯特
1948年10月1日
于耶鲁大学历史系
我撰写本书时所借鉴的情报经验，来自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几个月至战争结束后几个月的时段(1941年9月至1946年6月。）
在这一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情报 部门最关注的显然是我们的敌人轴心国。但当我们研究轴心国时，便知道我们的命运并不完全取决于它的战争能力及抑制其能力的弱点。我们与众多国家结成同盟，这其中苏联扮演着重要角色。苏联承担了轴心国巨大的打击力量。从字面上说，战争的结果取决于其反击的意愿和反击的能力。但事实却是，苏联从未主动告知我们情况如何，也从未告诉我们它应对轴心国的准备是否充分，实际上当时苏联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因此，如果我国政府的情报部门没有动员我国主要的苏联问题专家，没有让他们去分析匮乏的材料——这些材料基本上都出现在公共领域——那么美国所知道的，只不过是从莫斯科大使馆得到的报告，以及从苏联根据《租借管理协定》提出的要求进行的推断。
后见之明证明了这一努力的正确性——它成为我们战后主要情报分析任务的起点，也为当代情报用户提供了启示。
战争的最后一年以及和平的头几个月强烈暗示着苏联未来的某些行为。当我写完这本书的最后一稿（1948年3月）时，苏联实际上已经宣布了一场很明显的意识形态战争。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在其署名X先生的文章中不仅阐明了这一点，而且详细阐述了美国的遏制政策；几个月前，沃尔特·李普曼就把这种不愉快的世界局势称为“冷战”。
我相信，我的手稿反映了这段新冷淡关系日益紧张的状况；其中许多劝诫之词来自对未来事物的普遍不安：在非共产党世界，我们的大多数盟友都处于战后复苏的动荡之中；共产党情报局（Cominform） 把目光集中在最容易下手的目标。人们很容易意识到，未来共产党人的活动众多，而范围遍布世界各地，而它的动力源苏联，正在迅速恢复元气。当我们其他人陷入马歇尔将军所说的军事上的“士气低落”时，苏联却保持着强大的军事潜力。这一威胁正在迅速形成，它将把西欧作为实质上的“人质”。在此情况下，苏联可以在相对安全的情况下发动多次冒险。
幸运的是，美国此次不必像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那样，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抵挡对手的攻击。由于我们战时的工作，我们不仅掌握了大量有关苏联的有用资料，也具备了比以前更好的情报职业素质。美国情报分析机构能够准确地确定其主要目标，并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理论；它掌握了一些困难而重要的方法；它发展了一套通用的技术词汇；最重要的是，它培养了一大批经验丰富的情报工作实践者。有了这些颇具规模的有利条件，即使眼前的任务庞大，但仍是可控的。战后萎缩的情报界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感到自己仍足以应对未来，但我要强调这一时期不会很长。
1948年，就算知识再渊博的美国人也难以自信地预测，1949年最具戏剧性的事件即将发生。1949年初秋，苏联进行了一次核爆炸。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他们的首次爆炸，而美国发现了这一事件。
当然，美国核垄断地位的终结也产生了立竿见影的巨大影响。但正如其他许多事例一样，人们必须等待时间的流逝，才能充分意识到这一事件预示着什么。在那个年代，人们的思绪就像是充满恐怖的展览室，这个空间里摆着一堆杂乱无章的展品，没有一件比其他的展品来得更突如其来、更令人不安。苏联重整军备的政策和全球战略的真正规模是有规划的。苏联在希腊内战中的作用，试图恫吓土耳其和伊朗，封锁柏林，以代理人的身份参与朝鲜战争，这些都与此前我们对其侵略扩张主义的评估不谋而合。
不管苏联领导人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他们都不会拆除其庞大的地面设施。此外，他们显然已着手实施其他兵种现代化的计划。
他们很快就开始将第一次核试验的理论武器化。我们对核试验和其他相关活动的了解表明，苏联制造必要裂变材料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大。他们劫持了两架B-29飞机，并以此为基础开始生产自己的第一架螺旋桨驱动的图4重型轰炸机。在1947年从英国购买的25台尼安喷气发动机的基础上，他们开始研发自己的发动机以及与之匹配的机身。第一批米格战斗机很快下线，随后是喷气式轰炸机。巧合的是，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德国的技术，他们开始对整个导弹系列进行认真研究。他们甚至做了一个有关海军部队的大胆决定，一支强大的潜艇部队开始出海。
对美国而言，这些事态大多是不祥之兆。苏联领导人正在为欧亚大陆的冲突进行更充分的准备。例如：苏联的军事机构正在构建洲际进攻能力。截至20世纪50年代，三种专门设计的武器系统被用于向美国大陆运送核弹头，分别是：载人轰炸机、洲际弹道导弹和导弹武装的潜艇。
除了这些进攻系统，防空领域也有了进一步发展：预警和其他雷达、全天候战斗机截击机、防空导弹（即著名的萨姆导弹），以及后来为建造和部署反导导弹系统所作的全面努力。
军事方面的极速发展与苏联的冷战战略相对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领导人不再奉行只援助自由世界的共产党的政策，转而奉行支持非共产主义政党，甚至向资产阶级政府拨款、贷款的新政策。他们同意修建阿斯旺大坝，向埃及纳赛尔政权提供军事援助，都是为了扩大苏联在不发达国家中的影响力，这也是干涉自由的（uncommitted，意指未加入冷战阵营）的不发达国家的第一步。
美国对这些局势发展耿耿于怀。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除了其他方面的变化外，还包括5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数十亿美元的对外援助计划，以及世界范围内的条约和联盟体系。我们开始让自己和我们的盟友做好准备，以遏制苏联的侵略，同时我们也迈入了遥远的冷战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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